魏延说的不是笑话，刘禅确实下了这道圣旨。
如此奇怪的圣旨，少不了姜维的功劳——他给刘璿的洗脑，有了初步效果。
那是一个多月前，给刘璿讲“姜太公”的那天，因为授课时间特别长，引起刘禅的好奇。
其实，那天张皇后离开后，姜维另花了许多时间，再三叮嘱刘璿严守“姜太公故事”的秘密。
刘璿没忘姜维的叮嘱，确实遵守了。
刘禅问起此事时，他只是大讲“国以民为本”的道理。
姜维又在教他“为君之道”，刘禅暗自欣喜。
可能是一时兴起，刘禅问起“如果增加汉国的人口”。
刘璿稍加思索，没敢提“废除三年守孝”，而是向刘禅建议，鼓励百姓早娶妻多纳妾。
能有这样的建议，其实跟他的“军中见闻”有关。
准确来说，是受了关索的启发——汉军撤回永安时，关索的四位夫人全都有了身孕。
短短一年时间，四个妻妾就增加四个孩子，如果再来两年，岂不就有八个？
如果全国百姓都这样，等到十七八年后，汉国的人口岂不要增加好几倍？
这种几何式的增长方式，刘禅与刘璿算了一整晚。
张皇后、王贵人和李贵人也在帮忙计算，还是没算出十七八年后的人口数量。
太多太多了，都在怀疑算法不对。
不过，鼓励百姓“早娶妻多纳妾”的建议，第二天就在朝上议论开来。
这其实是件大事，牵涉到礼制问题。
就比如，春秋时期开始的《礼记》有规定：“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也就是说，哪怕贵为天子，纳妾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当然，不管天子还是后来的皇帝，对此充耳不闻者不在少数。
自武帝时起，对各级官员的纳妾数量也有了限制：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功臣，最多只能有一妻八妾。
官员品级越低，允许纳妾的数量也就越少，到了最底层的“庶人”，也就只剩一妻了。
当然，对这项礼制充耳不闻的官员，不在少数。
在民间，庶人百姓中的“富户”纳三五个妾，也不在少数。
刘禅试着在朝上提出此事，没想到，满朝文武一致赞成“废除旧制”。
想来也是，文武百官全都出身士族之家，家里有的是钱。
别说三五个妾，纳三五十个也不成问题。
唯一的阻力，可能是家中正妻的反对。
如果有圣旨，那就不一样了。
至于庶人百姓嘛，由他们去好——有钱的想纳就纳，没钱的让他纳也不会纳。
当然，这道圣旨只是“指导性意见”，不具有强迫性。
为弥补这个不足，刘禅在刘璿的建议下，颁布了另一道诏令：益州八郡，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人口数量；
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郡，如果其办法适用于全国推广，如果能迅速增加全国人口，郡守可封为“公”，子子孙孙永远世袭。
这条诏令一出，朝中和地方官员无不震惊。
公！
“公、侯、伯、子、男”五爵，自周朝延续至今，能封“公”者寥寥无几。
就连刘禅的相父诸葛亮，也只是封的“侯”，而不是“公”。
此时的大汉，延续了不封“异姓王”的祖制，“公”爵就成为异姓功臣的最高爵位。
这条诏令，是在大军出发前十天颁布。
姜维看后，一笑置之。
他还是喜欢存金灿灿的金子，越多越好。
然而，姜维不在乎“公”爵，诸葛果、杨兰和柳沅却在乎。
如果了姜维封了“公”，她们就成了“公爵夫人”，万民敬仰。
经不住三位夫人的软磨硬泡，姜维只能苦想办法了。
问题是，生孩子这种事情，无法用强制措施胁迫百姓。
在姜维看来，人类其实跟动物一样：如果所处的环境太差，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庆幸的是，合并后的“新广汉郡”，相较于全国其它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肯定是地理优势。
广汉郡紧邻成都，人口密度比其它郡高得多；
近两年，既迁来四万多陇右的青壮百姓，又迁来二十万武陵郡青壮百姓，可生育的百姓占比就更高了。
第二个优势，是百姓的生存优势。
由于此郡安置了新迁百姓，刘禅免除了三年的“国税”；
为吸引更多百姓迁来，为让新旧百姓不起冲突，姜维自掏腰包，免除了原有百姓的三年“国税”；
随着北雒渠与南雒渠的贯通，还有大批的粮田被开垦出来，郡内百姓的“人均田地”又比其它郡高得多。
结合这两条优势，为让百姓“安居乐业多生孩子”，姜维咬咬牙，把广汉郡的“地税”再降五成。
在没有优良种子和肥料的三国时期，一亩上等田两季的粮食产量，最多也就三斛左右。
有了“三年免税，再降地税”的措施，百姓耕种一亩田地，既能免交一斛国税，又能免交五斗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