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李代桃僵
赵匡胤通过兵变上位，一路走来少不了各方势力的支持，因而也就如同五代时期一样，异姓封王者、带宰相衔儿的多达数十人，论起来全是从龙功臣、开国元老，这些人也同样是威胁皇权、阻碍改革的障碍。有些帝王会通过物理的办法跟他们掏心掏肺，而赵匡胤则是选择了相对温和仁慈的办法，用言语掏心掏肺，典型事例就是杯酒释兵权，除此之外，赵普还仿照了汉武帝的“推恩令”，利用时间来消化一切矛盾。
具体的操作办法就是等待，等他们退休、迁徙改任、去世（自然去世）等机会，用文官去顶替他们的旧职，渐渐地削除了他们的势力。而之前的惯例是“世袭”，某节度使、防御使死后会让自己的弟弟或儿子当“留后”，然后转正。自宋朝开始，藩镇再无“世袭”一说。
为了限制藩镇的权力，赵匡胤尝试用文官当藩镇。前文有云，这不是赵匡胤的独创，后蜀孟昶早就进行了尝试。
五代时期的惯例，某位武将攻下某州时，就会被任命为该州刺史，吞并某个军镇后，就会被任命为该军节度使或防御使。而如果主公没有这种任命，就会引起带兵将帅的不满，甚至诱发叛变。
963年，赵匡胤以慕容延钊挂帅、李处耘为都监，收复湖南，随后便任命一位文官——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不久后又任命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薛居正知朗州。赵匡胤席卷南方诸藩，基本采用了这种模式，武将攻城略地，文官接管换防。
6，军事法庭改成派出所
973年7月1日，改“马步院”为“司寇院”。
马步院，即在马步军中设置的法庭、监狱等军法机关，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军事法庭。之前多由武将担任，赵匡胤以马步院的冤假错案太多为由，将马步院更名为司寇院。从名称上看，就剔除了军事元素，与军队系统进行剥离，继而又改变了岗位录用条件，规定“以新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叙相当者为司寇参军”，简单说，用念书人顶替原来的武将进行管理。
之前只是剥夺了将帅本人的生杀大权，现在则是系统性地限制了军队的司法权，连军事法庭都改成了派出所。
7，剥夺人事权
在藩镇中，亦有识时务者，比如王审琦。王审琦是“翊戴功臣”之一，后周时为殿前都虞侯，坐镇寿州长达八年之久。970年，赵匡胤的老丈人——忠武军节度使宋延渥因违规下海从商而被贬，王审琦于是顶替他坐镇忠武军。身为开国元勋的王审琦，非常低调，从不搜刮百姓，颇有政声。一次，其治下某县令未经上报就擅自开除了一位下属，王审琦的幕僚非常气愤，说这县令根本没把您老人家放在眼里，太不像话，您一定要好好办他！
你猜他哪里来的胆子。
王审琦语重心长地对幕僚说道：“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强势豪横，地方官吏形同虚设，如今天下太平，地方官员终于可以大胆地行使人事任免权，可喜可贺啊，怎么还能怪罪他呢？”
场面话，冠冕堂皇。王审琦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他明白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的良苦用心，就是要让地方官吏逐步架空藩镇诸侯。王审琦审时度势，顺应了历史潮流，自觉配合赵匡胤的改革。
开宝四年（971）正月，赵匡胤又以诏书的形式进一步限制了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诸道州县不得更差摄官”，如果出现职位空缺，必须上报朝廷，再由朝廷指派，中央朝廷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
人事任免、财政度支、武装力量调动指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实权”，也是地方割据势力的三大支柱，毫无疑问，均是赵匡胤改革的重点打击对象。
二，制其钱谷
自唐玄宗以来，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其中一个显着的表象就是藩镇很少或不再向朝廷缴纳贡赋，名为“留使”、“留州”，到了唐末，这种现象更是成为了明规则。
赵匡胤用赵普为宰相后，就命令诸州在保留维持地方政府正常运转的资金外，盈余一律上缴中央朝廷，严禁截留挪用，并重新恢复了“转运使”，专门监督地方财政并将盈余输送到中央朝廷。
乍一看，没什么创新，不过是恢复了唐玄宗之前的制度。仔细一看，也确实没什么创新。
权、钱、兵，这是赵普帮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的三驾马车，从思路上看，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会想到，但找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比如唐昭宗，他看得也很清楚，也想通过削藩来加强中央集权，甚至在文官路线上迈得步子更大，但他“咔——”扯了蛋；再比如李嗣源，曾向西川派去转运使，然而孟知祥的做法很传统，表面上欢迎钦差大臣莅临指导工作，背后则教唆部下暗杀中央经济督导专员，把转运使吓跑。
有了钱就有兵，有了兵就有权，有了权就有钱……正向循环，难以撼动。只有当其中一哥环节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才会进入到另一个循环：没有权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兵，没有兵就没有权。
自柴荣开始，中央禁军就成为天下第一精锐，而地方藩镇的战斗力锐减，赵匡胤在此基础之上又通过“杯酒释兵权”把中央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