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有理由一雪前耻；
两湖：无论是荆南高赖子家族还是原南楚余孽，从唐末至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就非常微妙，表面上称藩，实际则是见利忘义，有奶就是娘；
吴越国：同上。虽然在“三征淮南”时奉中原命令，出兵攻打南唐，但吴越国内部的反对声音从来没有消停过，反对派们高呼“唇亡齿寒”，极力主张联合南唐等南方诸藩抗衡中原，保持唐末以来的均势；
如果再往南看去，就是盘踞在两广一带的南汉政权，南汉政权早就与中原王朝交恶，在后周时候，两国关系更是进一步破裂……
所以说在外交上，李筠、李重进集团具备一定的优势。
而在舆论宣传上，李重进则更显可爱。他是郭威的亲外甥，是柴荣的表哥，是柴宗训的大爷。你赵匡胤把我侄子推翻了，我这当大爷的岂有坐视不管的道理？李重进完全可以高举匡扶周室的正义旗帜，剿除乱臣贼子赵匡胤。
李重进可以公开宣称等事成之后，仍然让柴宗训当皇帝，而他则以“皇伯”的身份监国摄政，等柴宗训能够亲政了，再还政于柴嘛。
以柴宗训为挡箭牌，以匡扶周室为旗号，这场战争的性质将立刻发生戏剧性变化，原来的叛贼成了英雄，而原来的“王师”赵匡胤集团则成了叛贼。
一旦“扬潞合流”，那么新兴的大宋王朝毫无疑问将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是赵匡胤最为担忧的。
后人得知了后续故事的脉络走向，然后以上帝视角回头审视这段历史，不免会对上述观点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因为南唐、吴越国等等势力根本没有与李重进联合。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上述观点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南唐也罢、吴越国也罢、两湖势力等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只要领导人智商在线，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一个字——利益。他们之所以没有帮助李重进，或者之所以说他们有可能帮助李重进，都是《孙子兵法》高度概括的一个字——势也。
大家都想抱大腿躺赢。如果“扬潞合流”对大宋形成了足够大的压力，那么南方诸藩的态度就存在一定的变数。
先确定战略路线，再制造舆论，而不是被舆论左右路线，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养。所以“尊奉中原”、“尊王攘夷”、“匡扶某某王朝”等等口号，都是服务于本政治集团的最优解。
对于李筠和李重进，赵匡胤最希望的还是以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就像其他藩镇那样，在开国之初，对二人加官进爵，降诏抚慰，尽最大可能避免矛盾冲突。
受到李筠的引诱之后，李重进派亲信翟守珣抄小路去潞州，与李筠洽谈“南北夹攻”事宜。
此时此刻，翟守珣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已经悄然肩负起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使命。上述观点能否奔现，就看翟守珣的选择了。
从扬州奔潞州，必然要穿越广袤的中原领土，这是一趟充满艰辛与危险的旅程。翟守珣抄小路，不负众望地出现在了汴州，秘密拜访了老朋友——枢密承旨李处耘，再由李处耘牵线，翟守珣与赵匡胤进行了秘密接触。
赵匡胤向翟守珣询问李重进的虚实，说我赐给他丹书铁券、免死金牌，效果如何？
翟守珣如实相告，说李重进绝无归顺之意，宜早防备。
赵匡胤重赏了翟守珣，并且交给翟守珣一个光荣而艰巨的潜伏任务——“无令二凶并作”。
李重进谋反，这个情报不值钱，值钱的就是如何阻挠“扬潞合流”，使得赵匡胤有时间和精力各个击破。这才是翟守珣的价值。
翟守珣回到扬州后，汇报说李筠志大才疏、不堪大用，是名副其实的猪队友，不宜与之联合，再说了，与他联手推翻大宋后，谁来做皇帝呢？是李筠还是北汉刘承钧，亦或是他们背后的契丹爸爸？不如秣马厉兵，让李筠当炮灰，等他与大宋拼个鱼死网破，我们扬州坐收渔翁之利，岂不美哉？
李重进深以为然，于是拒绝加入“大契丹共荣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心经营自己的地盘。
等到李筠兵败自焚，“扬潞合流”的危机解除，赵匡胤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扬州李重进了。
李重进磨拳霍霍，“请开始我的表演。”他派人渡江，联络南唐，许以各种好处。
如上文所说，李重进已经失去了“扬潞合流”之势，在取得“泽路战争”胜利的大宋王朝面前，李重进已经危如累卵，南唐或其他南方诸藩又怎么可能站在他的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