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觉得何锐笑完之后会很生气，就听何锐评价道：“何海涛同志，咱们自己的同志若是没有接受过培训，做的也未必就比俄国人好到哪里。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年轻学生。” 韩海涛一愣，竟然不知该怎么回到。何锐的话怎么听都没有指责人的意思，也谈不上赞同。就如何锐平日的发言一样，有种健康向上的感觉。一时间，韩海涛的气也不禁消散了许多。但是韩海涛局长还是说出一件事，“主席，俄国的谈判团长听我们说起充分就业的实际价值后，说我们威胁他们。我很在意。” 看何锐对此有兴趣，韩海涛继续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翻开了会议记录中的那部分，“……主席，当俄国方面的谈判代表表示普通贸易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之时，我们就把充分就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告诉他们。俄国代表团的团长当即表示，我们在威胁们。我不知道那人到底怎么想的。” 何锐轻笑一声，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这位俄国贸易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十分陌生，何锐也不觉得他能混到什么不得了的高层。也就是说，这位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于商品经济的看法大概率没有跳出农业社会的范畴。 农业社会经常出现数量相对于小农生产者数量较大，同时也找不到买家的商品。这在商品信息十分不发达的生产环境下是常态。农业社会中，人们处置这部分商品的方式就很值得玩味。 正因为不知道这部分商品的价值，很容易出现两种极端处理方式。要么极为廉价的出售，要么就一定要卖个高价。凡是较真的人，面对已经付出了劳动力的产品，是倾向于要高价。 既然对方并非是一个高层，未来也不是高层，他对于经济的理解很可能如此。 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清晰，价格反倒越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为什么选择物价局局长韩海涛作为谈判代表的原因。如果让何锐负责此事，哪怕何锐在理论上口灿莲花，也真的不知道一件商品到底在市场上会卖到什么价位。 何锐在这个时代也没怎么为自己花过钱，在另一个时空，因为网络支付的缘故，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触摸过现金了。 附近几家有良好供货渠道与价位的大超市与小超市，就完全决定了何锐对于普通物价的认知。 何锐叹道：“辛苦你了，韩海涛同志。消消气，下次俄国换了谈判代表的时候，还得你这有经验的同志和他们谈。” 韩海涛的气愤，一半是因为俄国人的态度，一半是担心没谈成，被追究责任。连何锐都不追究，韩海涛也就放下心。另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冒了出来，“主席，俄国方面真的会换人？会不会换上更糟糕的人？” “韩海涛同志。俄罗斯这个民族诞生的很晚，大概是康熙年间才开始出现俄罗斯民族的概念，到现在也不过200年。这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对外的反应自然和年轻人差不多，有股子不当大哥浑身不自在的愣头青傻气。以这样的民族特点，你觉得他们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会怎么选择？” 听了何锐的话，韩海涛稍一思索就明白了会发生什么。愣头青们是不会选择低头的，如果非得有什么力量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就范。愣头青要么蔫了，对事情就走走过场，完全陷于内心的失落。要么就装作低头认错，尽力把事情向着解决的方向推动。 不管是哪一种，前茶馆老板韩海涛都觉得自己能对付。毕竟以前的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茶馆老板，现在物价局局长兼谈判代表韩海涛代表的是东北政府这个强大的组织。没理由怕那帮王八羔子。 谢瓦廖夫同志并不知道中国谈判代表韩海涛对他的看法，拿到了签了字的谈判记录后，他就冒着零下六七度的气温，乘坐着马拉雪橇赶路。白天的寒风与能冻死人的夜晚都无法阻止谢瓦廖夫同志的脚步。 尽快把消息送到组织手里，并且将中国东北政府谈判中表现出的不怀好意告诉给党组织，这就是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义务。 谢瓦廖夫同志运气不错，他刚赶回到下车的小镇，正好有一列运送伤员的火车经过。大家就挤上了火车，与伤员们一起往西伯利亚的小城赶。 伤员们真的很惨，大家不仅忍受着伤痛，还要面对感染带来的痛苦。不少人伤口化脓，发起了高烧。从莫斯科来的谢瓦廖夫同志立刻想起了在莫斯科盛传的神药，就询问随车的军医护士是否知道‘磺胺’这种新药。 军医和护士听完谢瓦廖夫的问题，不解的尝试用俄语卷舌音发出‘磺胺’这两个音节。但是很明显，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发出的声音极为怪异。 谢瓦廖夫在下一个车站立刻发电报给莫斯科，请求调集磺胺给车站。有不少红军官兵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若是这么熬下去，只怕在半路上就会牺牲在车上。 第一条电报发出去之后几乎是石沉大海，第二条电报是发给谢瓦廖夫同志的直属领导，总算有了回应。领导在电报里只说了两句话，“磺胺是从中国进口的药物，你既然在与中国谈判，可以酌情向中国方面提出紧急要求。” 谢瓦廖夫把回电看了两遍，整个人呆住了。他一直以为，在莫斯科各医院挽救了极多病人的磺胺是联共（布尔什维克）中的医学家研制出来的。完全没想到竟然是中国东北的产品。 自己的上级是不会扯谎的，尤其是在这件事上。所以确切的消息认知让谢瓦廖夫同志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现在回去再和中国方面谈判几乎是不可能，而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