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败感并没有能影响到列宁同志，但是列宁同志不得不面对‘世界革命’与‘爱国主义’的矛盾。在1920年9月的布尔维克党代会上，列宁同志看到到了委员们的情绪变化。 认为只要打着‘世界革命’旗帜，就可以不断胜利的同志们受到的冲击最大。不管革命理念多么鼓舞人心，残酷的现实中，红军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波兰提出的‘争议领土’，这条边界线甚至比英国人提出的‘寇松线’还要向东移动了两百公里。哪怕是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角度，苏俄都遭遇到了重大损失。 尼古拉·布哈林委员是一位相当懂得自我批评的同志，他的发言集中在对此次战败的反思上。这个发言已经让列宁同志到了爆发的边缘，接下来托洛茨基委员以雄辩的语气，讲述起对于世界革命的坚持，列宁终于受不了，打断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请停一下，托洛茨基同志。” 在一众布尔什维委员们的目光中，列宁同志站起身，“同志们，这次的失败到底证明了什么，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了解。强行解释，只能造成更多混乱。现在要做的是尽快结束内战，开始俄国内部建设。这是此次会议的主题。” 说完，列宁同志看向托洛茨基，“现在，托洛茨基同志，你可以继续发言了。” 托洛茨基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在波兰战败的领导责任是由图哈切夫斯基、斯大林、布琼尼等人承担。但是托洛茨基依旧不能接受世界革命理念遭受到这么巨大的打击。 但列宁同志的威望是如此巨大，既然他定下了会议的调子，会议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走。 托洛茨基只能说道：“先请其他同志发言。” 这下议题反而进行不下去了。很明显，列宁同志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各个委员们都想先知道列宁同志对此事的判断。 然而委员们想错了，列宁同志只是确定要在保证党内团结的局面下尽快结束对波兰作战失败的问题。对于这件事的分析，列宁同志还没确定的思路。 而且让列宁同志在意的是，何锐之前对这场战争做出的分析。波兰有三必胜，苏俄有三必败。 在当时，列宁同志对何锐的预言非常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何锐所说的并没有什么超出人类智慧的新看法。无疑是，波兰有民族主义情绪，有英国的支持，有内线作战的方便。 苏俄军队则处于外线作战，后勤压力太大，对于波兰的情报掌握度不足。能够在外国作战的野战军数量极大不足。 从结果看，何锐恰恰精准的把握了‘度’。相较于布尔什维克中央，何锐对苏俄红军力量的判断更加精准。 正好其他委员发言完毕，列宁同志讲出了自己的看法，“红军在波兰功败垂成，可以找出无数的问题。可以在事后拉出无数错误的命令。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是力量不足导致了这些问题，而不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战败。” 逻辑往往是反直觉的，所以委员们最初不能接受红军‘虚弱’的事实。但是逻辑能够战胜直觉，恰恰是因为其有效性一旦提出，就可以通过现实来证明。 经过郁闷、愤懑乃至于愤怒的讨论后，委员们最终接受了列宁同志的判断。 有了这个判断，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最终认为，战争中的同志们负有工作责任。这对于此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判断。工作责任，说明大家都是好同志。至于发生的问题，整个布尔什维克政党中，谁没有在工作中出现过问题？ 会议结束后，列宁同志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就请越飞委员和他一起回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列宁同志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亲爱的越飞同志，你愿意再前往中国东北么？” 高尔察克覆灭在即，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被红军控制。越飞觉得这次行程将会轻松很多。但想到何锐这个中国最大军阀的难缠之处，越飞思索片刻才问道：“列宁同志，我们要与何锐签署密约么？” 布列斯特条约就是越飞负责签署，列宁对越飞的工作能力非常有信心。既然越飞已经理解要做什么，列宁同志就单刀直入的说道：“何锐现在虽然是中国地方领导人，我认为他会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者。我希望能够了解何锐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 “列宁同志，您相信何锐么？”越飞问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从到现在为止看到的何锐的所有作品与发言，他的态度非常诚实。而且对世界革命并没有恶意。何锐有能力制定并且执行的经济政策，他领导的东北政府是由很多出身不同的人组成，虽然这些人的出身成分缺乏革命性，但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们并没有显露出代表封建地主或者资本家的利益的倾向……” 列宁同志讲述着自己对东北政府的判断，在说服越飞同志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说服自己。 越飞同志明显被说服了。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同志的判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仅让革命获得了成功，更让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眼前战争的失败虽然出乎意料，但是列宁同志对失败的判断也让越飞更看清了当前的局面，反倒坚定了越飞的信心。 于是，越飞提出了一个问题，“列宁同志，我们要向何锐提出划界么？” 列宁同志知道中俄两国的关系，尤其是沙俄乃至于两年前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都希望外蒙古独立。从俄国的角度，这是确保安全的手段。但是从中国的角度看来看，这是充满敌意的行动。从民众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