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们明显感觉到，何锐的讲述相较于李润石的讲述，在逻辑与方法论上差不多，但是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何锐的政策更细节，在可操作性方面更容易上手。
李润石的《论持久战》则在方法论层面上给了大家更多指导以及操作空间。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军委委员们的水平相当高。所以大家其实更喜欢李润石的风格。
等李润石讲完了《论持久战》的要点，平日里并不喜欢表态的胡秀山第1个表达了支持，“李主席的《论持久战》有着极高的可操作性。”
不过胡秀山说完这话，又说道：“但是，苏联方面有没有能力理解到这个程度呢？”
李润石当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苏联的政治模式决定，苏共中央1定可以理解到这个程度。但是苏共会不会选择这样的方法论，是由苏共的管理模式决定。如果苏共认为《论持久战》中的1些观点会削弱苏共的领导，苏共就不会选择！”
“有更好的方式，为什么苏共会拒绝？”胡秀山问。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军委成员们的不解。
李润石解释道：“在苏联建立的20年中。苏共最大的政府建设成就之1，就是建成了中国传统认为的真正的官僚制度。对中国来说，历史悠久的官僚制度有非常多的问题。相较欧洲文明来说，官僚制度是非常先进的。
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是1个实施组织管理的严密的职能系统，它把整个社会变成1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使1切社会行动都建立在功能效率关系上，以保障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官僚制度下，人民会认为公益精神的维护得益于官僚和官员。”
“呵呵。”有军委成员忍不住笑出声。何锐政府内部领导层们虽然也是官僚，但是中国的官僚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很能理解官僚制度的种种问题。
李润石当然知道大家的感受，他解释道：“对中华文明来说，官僚制度是1个很古老的制度，所以我们充分了解官僚制度的问题。但是对欧美来说，官僚制度是1个非常新的概念。苏联更是1个非常新的国家，相较贵族制度，官僚制度至少将公众利益的承担者变成了普通人通过共和制度考试体系成获得官僚，而不再是贵族。可以说，这是1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
谈到这个层次，军委的同志们就不再吭声。想解答这种理论性的问题，非得有深厚的历史知识与哲学功底。到现在为止，哪怕是何锐政府的高层，也不是人人都有去搞清楚这些的空闲。
其他人不吭声，胡秀山就有了发言的空间，他问道：“苏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么？”
“意识到了。”李润石继续肯定了苏共中央的水平，“但是苏共的经济发展并不支持他们进行改革。因为苏共有工业，却没有产业。所以苏共没办法通过产业政策去调节国家经济。”
提到这个层面的问题，军委的同志们更不愿意发言了。何锐政府在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获得的重大突破之1，就是建立了管理产业政策的职能。
当中国拥有了产业政策的管理能力后，党内的就出现了相当分裂的态度。对待产业的态度，使得很多同志之间造成了近乎敌对的看法。
支持全力推动产业政策的同志认为，政府要搭好台，让搞产业的那些人登场唱戏。
不支持产业政策的同志认为，上台唱戏的那帮人净特么瞎唱！
胡秀山属于中间派。他既认为台上的大多数搞产业的都是瞎唱，又认为还是得让人上台唱。所以胡秀山继续问道：“既然苏联已经转入了战争模式，他们难道没办法执行《论持久战》中的观点么？”
“我在腐败还是进步的部分讲述了我的看法，苏共的首要目标是苏共的胜利。在抗击纳粹德国入侵的过程中，苏共的胜利就是苏联的胜利。苏共的失败就是苏联的失败。但是，苏共能否把握好这个度，决定了苏共胜利的速度。”
说了自己的看法，李润石有些失望。他抽出烟点上，缓解了情绪的激动，这才继续说道：“何主席关注苏联红军反攻的后勤，是1种见微知著的视角。斯大林对于苏德战争初期的战败有巨大的责任，所以斯大林非常期待能够尽快挽回败局。而苏德战争的胜利与斯大林个人期待的胜利之间并不完全重合。”
这话其实很重，不过这是中华文明党军委的讨论，李润石也不会惯着斯大林，他继续解释道：“我国几次战争中，我们的确考虑政治问题，但是绝不会因为政治的需求而扭曲军事指挥。在战争爆发前，军事计划已经完全服从于政治需求与经济需求，所以我们的军事胜利才能成为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而斯大林则希望通过军事胜利去弥补政治上的挫败，如果上纲上线，这就是政治上的腐败。”
何锐政府发起的每1次战争，军委的同志们都是执行者，加上李润石的描述非常精准，何锐政府是先经济，再军事，大家看到的是军事胜利带来的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全面收益，所以没去细想。现在听到新的领导者军委副主席李润石的讲述，就觉得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李润石早就将这些问题考虑的清楚透彻，完全没有丝毫如梦方醒般的感动，他继续说道：“根据我们得到